【无声最大声】－如是說999

我这一生,如果能够知所长进,实应归因于东初师公给我的磨练, 以及圣严师父给我的训练。鲜为人知的是,在我背后,还有一位慈母, 默默地用她无尽的爱,无时无刻关怀着我,赋予我步步向前的力量。

母亲的个子又小又矮,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从小,就被自己的父母亲送给别人,才没几岁,又被塞到我们罗家,做我爸爸的老婆,帮我爸爸成家立业。好不容易等到家里的经济慢慢好转了,没想到有了点儿钱,我老爸就开始风流娶小老婆,再也不管我们了。

我四岁的时候,母亲就带我离家,四处帮佣,想尽办法讨生活。我们经常搬家,居无定所。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去投靠一位开设煤炭厂的亲戚。虽说是投靠亲戚,但我们依旧无以维生,所以就在煤炭厂旁,用木板搭了一个像遮雨棚一样的小棚子,在棚架上摆放一些零食杂货,靠着这个算不上买卖的生意过日子。

我们没有地方住。煤炭厂旁有一间破破的小木屋,我们用木板钉了一张小床,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睡觉的角落,当做我们的家。因为屋顶是破的,在这个仅容一张小床的屋子里,随时都可以看见天光。白天, 我有太阳做朋友;晚上,星星月亮伴我眠。每逢下雨,小木屋就会自动响起滴滴答答的“雨之奏鸣曲”,真是好听!唯一的缺点就是得赶快拿着瓶瓶罐罐盛接雨水,否则雨水很快就会浸湿床褥。雨夜天冷, 母子俩人抱在一起取暖,相拥入眠。

因为地方偏僻,小木屋的四周长满了杂草,虽然我们清除了屋旁的杂草,但到了夏天,经常还是会有蛇出没。一开始,我们没有电, 只能摸黑过日子。后来接了电、有了灯,虽然我们只装得起小小的灯泡, 但在天黑后能有一奌灯光,还是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光明。

那时候,我们经常被欺负,被冷言冷语糟蹋,但妈妈总是把委屈往肚里吞,即便有泪也不弹。小孩子之间的言语更为直接,我常常受到童伴的嘲弄。有时候被笑家里穷,有时候被嫌长得矮,这些不好听的话,我都还能忍受,但只要有人骂我是“没有爸爸的小孩”,我一定和他拼命。我总是打输架,弄得自己鼻青脸肿,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一边哭喊着“我有爸爸、我有爸爸”地回家。平常不哭的妈妈, 这时候再也忍不住了。看到妈妈哭得伤心,我心里更难受。慢慢地, 我知道自己得学会坚强,不论在外面遇到任何事,都不能向妈妈诉苦, 因为只要一开口,妈妈会哭得比我更厉害。就这样,我也学会了把眼泪往肚里吞。

给我最大力量的,是妈妈的慈悲和信仰。妈妈永远都相信观世音菩萨,即便再苦,她都教我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我才四岁,就会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那时候,我们经常穷到连供佛的香都买不起,也没有任何佛像图腾,我们只是空着手、对着天,嘴里念着“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念完一句、就地一拜。虽然我常常遇到困难,不敢跟妈妈诉苦,也常常忍不住躲起来在背地里哭泣,但在遭遇困境、泪流满面时,我总是想起妈妈的教导: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祈求观世音菩萨给我勇气和力量。“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一句接着一句,念着、念着,我的悲伤好像也跟着渐渐淡去,并且真的能从心底生起勇气和力量,继续面对生命中的种种考验。

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家带着一个小孩,很难讨生活。后来,妈妈只能到寺院里帮忙煮饭打杂,因为相较于社会上的环境,寺院相对单纯,母子二人至少有个地方栖身,不必担心食宿问题。几经波折, 我们来到了中坜的元化院。

我慢慢长大,虽然学会了强忍悲伤,但心里却充满着愤恨不平: 为什么爸爸不养我?为什么我就是得跟着妈妈四处流浪、看尽别人的脸色、受种种的苦?为什么全世界的人,单单只有我这么可怜?为什么天地如此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怨恨满盈,按捺不住,在厨房帮忙捡菜的时候,用长豆排成一个“恨”字,吓坏了斋堂的法师。

一方面,因为元化院是一个尼庵,而我已经小学五年级、渐渐进入青春期了,不适合继续留住;另一方面,我的叛逆着实吓坏了大家, 弄得元化院的住众不知如何是好。法师们于是跟我妈妈商量,决定把我送到中华佛教文化馆。

最先,我以为我只是到文化馆过暑假,等到假期结束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必须留在文化馆,我必须出家。为什么是我?我不要做和尚! 十二岁的我,是那么地孤独无助;等在我面前的未来,完全没有出路。这样的人生,何必再继续?我跑到文化馆的后山,在树上绑了一个绳套,然后,我想起我的母亲:我走了,妈妈一个人怎么办?我毫不犹豫, 黯然地走下山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做父母的人,总是期待子女快快长大,能够成家立业,传宗接代;期待自己年老时,能够含饴弄孙,最好五代同堂。只要日子还过得去,谁愿意送孩子到寺庙去做和尚?母亲当年,想必早已山穷水尽、无依无靠,心力交瘁、不知所措,在没人看见的角落, 日复一日,隐隐啜泣。

于是,妈妈和我在文化馆住了下来,妈妈负责煮饭,我做小沙弥。虽然有东初师公的磨练,但桀骜的我,依然难羁。我试着逃跑, 借住同学家,妈妈还得用她微薄的单银,为我支付食宿费。我不停地逃跑,不停地被师公捉回来。做为一个“逃跑沙弥”的母亲,每一天, 她要如何面对寺里寺外投来的异样眼光?但妈妈就象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永远只是在心里默念着“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无声之声,最是大声,她就这样温柔坚定地度过生命中的重重难关。

母亲为我所承受的担忧和苦难,从来不得停歇。我读完东方佛学院(即现今之佛光山佛学院),却得了脑瘤,半身不遂,眼歪嘴斜, 跛着脚走路,随时都可能因为脑瘤破裂而丧命。那时候,医学科技尚不发达,即便手术成功捡回一命,我一辈子都得瘫躺在床上;再加上当时的台湾,没有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医疗费用贵得令人咋舌,我这个穷和尚,只能望之却步。再一次,我独自一人,赤手空拳地面对生命的磨难;而我可怜的母亲,好不容易盼着我长到二十多岁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在人生最炽热的年纪,拖曳着一付老迈的身躯。

这时候的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十二岁的惨绿少年。我研读经典,修习佛法,而且也已经开始为大众宣说佛法了,但在面对身体的疾病和内心的恐惧时,我却无法用佛法安住自己的身心,惶论藉由生命的困境修证佛法。一直到圣严师父从美国返台,在他老人家的座下学习, 经由师父严厉的训练,我才得以亲见生命的实相!在一次禅期结束时, 师父命我和禅众分享参禅体验,说着、说着,我涕泗纵横,坐在一旁的师父也跟着流泪。事后,师父走到我母亲的身旁,用客家话告诉她:“秀英姑,到今天,我才真的得到一个弟子,你也才真的有了一个儿子 !”

1984 年,我从马来西亚弘法返台,年届七十的妈妈告诉我,她的身体极度不适,再也无法承担厨房煮饭的工作。按规矩,“在家人”不得在寺院里“养老”,如果妈妈不能再为住众煮饭,不在寺院里领职,她就没有理由可以继续在文化馆常住。怎么办?妈妈费尽千辛万苦才把我拉拔长大,我怎么忍心让她独自一人、贫病交迫地度过晚年?几经挣扎,我带着妈妈离开了文化馆。

一步、一步,我在中和、北投成立了道场,母亲则和我一起住在中和的道场玉佛寺。虽然健康状况不复以往,但妈妈的饮食起居一切正常,跟随常住作息,早晚功课,礼佛念佛,手拨念珠,心中不停的是“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妈妈常常劝请佛友, 勤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看到熟悉的脸孔,她老人家偶尔还会分享东初师公、圣严师父的事迹,难免也说说她的苦日子,还有我小时候的糗事。

母亲虽然贫苦一生,但却乐于布施。她把能省的钱,全都省了下来,连生病看医生的挂号费,她都能省则省。她相信只要持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小疾小病都能不药而愈,比方说,原本害怕晕车、不敢搭乘汽车的她,只要跟观世音菩萨“说好了”,就可以不必吃晕车药, 一路平安。省下来的钱,她全数捐给道场,做为建设之用,希望因此而能推广佛法,让更多人知道佛法的好。

我生命中最大的享受,就是牵着老母亲的手,在玉佛寺散步。以前, 妈妈还可以和我一起到户外走走,后来妈妈年纪大了,精神体力大不如前,我们只能在玉佛寺的大殿慢步,稍稍绕行几圈。有时候,看着妈妈能够在念佛声中感受内心的安定,我就感到无边的幸福。我在领众念佛禅修时,经常会有一些年纪较长的老菩萨前来共修,我总是在他们的身上,看见母亲的身影。

我都六十多岁了,妈妈还是常常问我:“有没有多穿衣服啊?” 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心里都感到很纳闷:这句话应该是我问她的吧? 怎么到现在都还是妈妈在关怀我、担心我?可见,在妈妈的眼里,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小孩。天下父母心,慈母的爱和关怀,永远不会因为子女长大而止息。

近年来,我经常应邀到各地带领禅修,我和妈妈相处的时间,明显减少。每次出门,妈妈总是一再叮咛:“要好好教大众,要诚心, 要低心(谦卑),要欢欢喜喜地教大家。别人如果不懂、不会,不要责怪人家,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字字句句,谆谆教诲,期许这个方外幼子,能以佛法利益更多人。

即便远行,我总是想办法打电话回玉佛寺,等待着从听筒的另一端,传来母亲的声音。我总是问候她:“妈,我吃饱了,你吃饱了吗?” 妈妈总是回问:“我吃饱了,你吃饱了吗?”然后换我回答:“我吃饱了。”母子二人的对话,简单利落,就此结束;放下听筒的我,嘴角上扬, 心里满满的感恩。养大我的每一口饭,全都得来不易,一句“吃饱了”, 母子均安。

父亲虽然伤透了妈妈的心,但妈妈并不绝情。得知我心里还气着爸爸,妈妈竟然告诉我,我没资格对爸爸生气,因为这是父母亲之间的事,和我这个小孩没关系,而且,我的生命是爸爸赐给我的,我理当应尽人子之孝。爸爸晚年病了,妈妈还让我送钱给爸爸;爸爸往生时, 妈妈也嘱咐我要为父亲送终。

长大的我,有时候忍不住,会对母亲大声说话。比方说,前几年, 妈妈还能方便行走时,常常在玉佛寺附近摘折野花供佛。热心的她, 看到路边杂草太过茂密,不但担心路过的小学生会被绊倒,又担心草丛太密容易有蛇类,所以经常顺手除草,每次都做到快中暑了,还不知道歇手。我生气地责怪她,不懂得照顾自己,她却告诉我,她还做得动的事,就应该尽力去做。

两年前,因为年纪真的大了,母亲的骨质严重疏松,健康急转直下, 住进医院,但她完全不听从医师的指令,不配合进行各项检测。着急的我,用起激将法:“你再不配合,我就不理你了!”妈妈却老神在在,依然不理不睬,顶多只是按时服药,勉强进食。慢慢地,妈妈的吞咽功能退化,只能以鼻胃管灌食,身体器官的各项功能也跟着退化, 肌肉愈来愈无力,生活起居,皆需专人照顾。

妈妈的身体老了,不听使唤,但妈妈的神智,清楚依稀。偶尔体力稍好,还能和我对谈几句;即便累了、不易开口,妈妈的眼神,总是流露着对我无尽的关爱。这一、两年,我的行程愈排愈紧,停留在玉佛寺的时间愈来愈少,即便倒病在床,母亲从未因聚少离多而有丝毫怨语。每次向妈妈辞行,在慈母的眼中,我看到的是更多的关怀、更深的期许。

今年的母亲节,妈妈一如往昔,在玉佛寺的前庭闭眼静坐,享用初夏午后的阳光。两天后,我依约前往欧洲地区带领禅修,不久即接到母亲辞世的消息。百岁老母,舍子独行,转身放手,何等洒脱自在! 倒是身处瑞士、忝为领众修行的我,难掩悲痛,眼前不时浮现慈母的身影。

生离死别虽常事,人子闻讯叹无常!师公的磨练,师父的训练, 以及母亲的关爱和期许,造就了今天的我。果如无以为报,自当尽形寿、献生命,让更多人亲见生命的实相,真真实实地体证佛法的好。从今而后,自期自勉,勿负师恩、母恩、众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