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說999

2017-08-20

这个世界会好吗？毫无疑问，每个人对未来都有着不同的憧憬。但诸多证据表明，在烦心事不断的2016与2017年，大多数人对世界的怀疑加深了。

咨询机构Edelman发布的《2017年全球信任晴雨表》显示，相较于2016年，世界平均信任指数由50下降到47。看起来差别不大？但这是信任指数自2008年经济危机后的首次下滑——这会意味着新一轮信任危机的到来吗？

就国家而言，经济发展较快的亚洲国家情况还不错，印度、印度尼西亚的信任指数都出现了上升。中国虽然还保持在67分的高位，但相对于去年的73分，已出现中等幅度的滑落。大多数西方国家则哀嚎遍野，2016年本就多在40-50分的低位徘徊，今年的情况则更为恶化。唯一的例外是美国，指数由49小幅上涨至52，看大选中民意的分化并没有给美国人的信任带来多大的困扰。

对不同组织，各国群众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过去一年中，有82%的国家对媒体的信任度下跌，墨西哥、加拿大等国下跌幅度更是超过10%。传统媒体在这方面的劣势更为明显，在网络传媒包括社交媒体的冲击下，它们的权威与可信程度正面临危机。

对政府的信任则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中国信任政府的比例在下降3%后仍以76%排在所有国家的首位。而在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不降反升了8%，但总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仍不高（47%）。糟糕的则是信任率在25%-35%这一区间的诸多西欧国家和日本、韩国，这些国家近两年来普遍经历了一系列政治问题，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越发紧张。

相对而言，非政府组织和商业机构在人们心中扮演着更值得信赖的角色。非政府组织仅在英国、德国、瑞士等8个国家中不被信任，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在难民问题中的尴尬角色激起了部分民众的反对。商业机构则表现得更为稳健，相对于2016年它的信任率仅下降1%，在世界动荡的局势下已算是难能可贵。

而信任度也呈现出等级分化的特点。较高阶层的所谓“知情人士”相较于一般民众而言的信任指数平均高出33%。普罗大众一方面自己的生活中本就存在诸多烦恼，又时不时要担心天下大势，在更少信息来源的情况下，自然也就更加焦虑，对世界的态度也更加怀疑。

那些不信任感最强的人们都在关心什么议题呢？害怕社会价值被侵蚀的人们当中有83%相信目前的体制已经失败，担心全球化、腐败、移民、世界变化过快等问题的群众也有70%左右不再相信体制。总的来说，腐败问题最让人们关注（69%），也最让人们感到害怕（40%）。

在对传统的信息来源丧失信心后，许多人开始只相信自己。数据显示，有60%的人选择相信那些像自己的人，这一比例与技术专家、学术专家持平。相信商业人员如CEO、董事会的比例降到了35%左右，而政府官员只被29%的受访者信任。

与其说信任危机是道德问题，不如说这是社会秩序动荡给人们带来的挑战。当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显著，宗教、难民等问题持续在全世界发酵时，大部分人面对越来越不确定的、复杂而充满风险的世界感到难以解释，出于降低认知成本和自我保护的要求，缩小信任的范围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理性的选择。

但满足了个人心理的需要之后，信任的降低并不会给社会带来好的结果。现代性制度与社会的有效运转中信任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何遏制目前出现信任危机的趋势，避免陷入社会危机加剧的恶性循环，对大多数国家而言都是不小的挑战。

本文转载自网易http://data.163.com/17/0814/13/CRQ9GTJH000181IU.html

相关文章：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双赢关系

——读《道德博弈: 爱和繁荣究竟从何而来？》

■几又/文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认为道德看不见摸不着，是一种抽象化的现象。美国克莱蒙特大学经济心理学和管理学教授保罗·扎克在本书中准确地告诉读者，道德常常与人体大脑中一种叫催产素的分泌物密切相关，就是书中反复强调的道德分子。保罗指出，道德分子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从个人的行为、家庭的幸福，到市场的繁荣、国家的兴盛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书中，保罗通过信任博弈实验、最后通牒博弈等实验，深入了解人类内心深处的移情、慷慨、信任、英雄主义、吝啬、怀疑、愤怒和坚强的意志等多种情感后认为，催产素影响信任和慷慨，可以提升人们的同情心。另一方面，睾丸素则会起到与催产素截然相反的作用。

书读至此，问题油然而生。如果把道德分子比做“安装”在人体内部的善恶开关，那么如何打开开关，使人们自觉向善，这或是悬在读者心头的头等疑问。保罗发现，催产素的生成与思维接受外界诸多刺激有关，归根结蒂还是来自于大脑的综合判断，而激发催产素最有效的手段是信任关系。

信任，其意义并非偏重客观，相反更强调主观。信任表面是个人对他人的接受度，在保罗这里，信任被转化为对主观个体的内在要求，即要想博取他人的信任，首先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比如“忘我和博爱”。说通俗点，给人一瓢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如果你自己无法给别人以信任，那么就算你信任别人，也难以建立互信关系，即便有所合作，也往往是“人心隔肚皮”，始终难以捉摸。

信任并不是人类的特权。自然界中的许多动物都有信任，但为什么只有人类最终成长为这个星球上的主宰者呢？因为人类有自己的语言，懂得交往配合，众人拾柴火焰高。远古时期的人类面临远比人类强大得多的大型动物时，正因相互合作才让人类自身免遭灭亡。保罗就此指出，“通过自然选择，生物学奖赏并鼓励适应性的行为，即以一种生产最多数量后代的方式对该种生物的健康和生存做出贡献”。“也就是说，合作常常是最好的行为方式，更确切地说，道德是最好的行为方式”。道德，本质上是人类彼此最优合作方式形成的结晶，这种合作方式是人类反复试错并不断修正的结果。当人类大力弘扬道德力量时，实际上是对人类最优合作方式的传承。

因为合作，人类从穴居生活走向了群居生活。谈到社会的繁荣问题，保罗开出了“四剂药方”：增加人际交流、积极面对多样性、司法公正和提升教育质量。不难看出，前面两条仍然强调合作的重要性，而且被保罗摆在更重要的位置，这实际表明保罗对道德力量看重：人们交往越多，越是积极面对多样性，合作的概率也就越大，产生的聚合效应同样会越大，人类文明进步也就会越明显。至于司法公正，则是“域外力量”干预失序道德的兜底手段，教育则是规范合作方式方法的重要路径。

不妨反向梳理一下本书的研究思路：合作是人类赖以发展的重要方式。信任是合作的重要前提，什么样的合作才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信任的“生理原点”是大脑道德分子——催产素作用的结果。催产素的形成往往与外界刺激密切相关。而能够激发催产素生成，又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心灵历练——当你热情地向世界敞开怀抱，世界也会热情地拥抱你。

生活中，当我们说一个人的情商高，从人际关系角度讲是值得信任，从生理学角度讲他大脑内部的催产素较多。这么说来，保罗似乎遗漏了一个未能涉及的问题：假如服药可以提升催产素，那么通过服药的“道德疗法”，是否意味着可以提高公众特别是那些欠道德者的道德水平呢？

相关视频：TED演讲：

是什么让我们渴望去做有道德的事情？神经经济学家Paul Zak将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认为催产素（他把它叫做道德分子）是产生信任，同情心以及其他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情感。

資料來源: http://mp.weixin.qq.com/s/3i6mdZpNZMT9_sUa867YpA

（图文來自网络，版权属于原創）